的时候，好像把我一份还没看完的文件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了，我找了半天。”

这些抱怨，细碎，琐屑，听起来合情合理——一个精细惯了、又因病痛而变得格外敏感脆弱的病人，对护工要求高些，似乎也无可厚非。

但宗沂心里清楚，周阿姨的专业能力远不止于此，很多细节，恐怕是晏函妎有意为之的“苛责”。

可她无法反驳。

每当她想说“周阿姨已经很专业了”或者“您可能要求太高了”，看到晏函妎倚在床头、面色疲惫、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依赖和……也许是脆弱？

的模样，那些话便哽在喉咙里，说不出口。

她只能一次次地，延长自己的停留时间。

从“看一眼就走”，到“坐十分钟”，再到“等她吃完药/量完血压/做完一组复健再走”。

晏函妎总能找到新的“理由”。

今天头晕得厉害，需要人陪着说说话分散注意力，周阿姨话太少。

明天复健动作做不到位，怕自己用力不对伤到，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指导，周阿姨毕竟不是专业康复师。

后天……只是单纯地觉得房间里太安静，太冷清，不想一个人待着。

一半是带着病弱姿态的、近乎示弱的央求；一半是褪-去了总裁外壳后、依然不容置喙的、理所当然的要求。

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，在晏函妎身上矛盾地融合着，形成一种奇特的、令人难以拒绝的吸引力。

宗沂便这样，被她以“身体未愈”、“护工不周”为名，半推半就地，留在了那个本不属于她的公寓里，越来越久。